丁、哈勃特等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国的硬木家具，他们对中国漆器家具赋予大量溢美之词，而且他们对中国漆器家具进行了大量的介绍。而另一位重要人物古斯塔·埃奇(音)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他于1944年出版了《中国黄花梨图考》，把中国硬木家具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在西方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前完全统治公共和私人收藏的中国漆器家具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必须与一些中国“新”类别的家具(硬木家具)开始享有相同的地位。当时埃奇著作出版的时机再好不过，虽然他的作品读者非常少，但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影响巨大。20世纪中期的作家、理论学家、设计师、工匠等具有指导地位的人非常喜欢埃奇提出的观点，他们把非常简单、没有装饰的硬木家具与高尚的道德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现代设计联系在一起。埃奇提出的观点。与当时居住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西方收藏者发生了共鸣，那些居住在中国北京或者是其他城市的收藏者们买了很多硬木家具的实例，并且最终把它们带到西方。
这些硬木家具看起来非常时尚，而且在具有现代风格的家里摆起来非常漂亮。因为中国硬木家具还有其他优点，比如量多、能买得起，而目比起尺寸非常庞大的漆器柜子、屏风来讲要小得多。当时住在中国的使节代表、教授、医生、传教士都能够买得起这些古董的硬木家具，他们不仅将这些硬木家具和其他器具带回到美国、欧洲，同时也带回了对硬木家具的喜爱。这样带来的影响是——原来这些博物馆的收藏核心都集中于一些中国漆器家具的实例，到1950年后，例如艾德基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几乎所有博物馆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收集中国硬木家具实例中。虽然当时在欧洲的情况并不完全雷同，但欧洲的博物馆也开始注重收集硬木家具的实例了。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王世襄先生两本巨作的发表，中国家具市场开始发生变化。王老先生的著作就像埃奇发表的作品一样，使得一些西方家具收藏者开始重新思考以前的想法。在这两本巨作中王世襄指出，在中国硬木家具这一大类里还有许多不同的派系，中国的硬木家具既包括简单朴素，又包括雕饰繁缛的家具，他不但介绍了那些非常漂亮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看起来笨拙的家具，而且他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明朝时期出产的家具都是好家具。他还认为过去人们认为的一些明朝制造的家具，事实上有可能到了清朝才制造出来。
王世襄先生的著作就像40年前埃奇发表的作品一样，读者并不是很多，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的艺术品经销商立马做出响应，他们从中国内地买了硬木家具的实例带到香港、新加坡或者是其他地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中国的家具(主要是硬木家具)开始出现在拍卖行、经销商的画廊里，出现在大众市场传播的报刊上。当时的收藏家们都非常积极地收购各式各样的家具实例，大量的家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末期被卖给了西方的收藏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举办了大量的探讨研究中国硬木家具的研讨会，1992年，专门关注于中国硬木家具的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这些商务、学术的研究对于西方对中国家具主题的兴趣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的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因此在纽约、香港分别设立了两个中心。
在香港的中国家具经销商把中国的家具卖给西方的收藏家，这些西方收藏家又通过纽约公众的拍卖，把他们收藏的产品卖出去。当时纽约正在转变成为世界主要的艺术中心，在纽约一年两次的亚洲艺术周来拍卖会将中国的家具展示给全球的观众，使得全球对中国家具的兴趣国际化。当时的拍卖记录不断地成为各大报刊的标题或者是头条消息。这些中国古典家具的销售在《纽约时报》等出版物里经常会有相关的专题报道，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家具更加浓厚的兴趣。随着关于中国古典家具的信息不断充实丰富，西方收藏者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的供给开始变得越来越少，而不断缩小的供给，不断上升的价格，产生了对新收藏的需求。
在1990年以后，随着关于中国家具的大量出版物、文章发表出来，中国古典家具被认可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明清家具的复制品开始在很多美国、欧洲知名的家具店出售。
目前的西、东方收藏者不时还会就具体什么是“中国家具”的概念争论不休，毕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西方的收藏家根本就不收集中国的硬木家具。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收藏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古典家具的价格变得强劲。
总有一天，在未来，会形成一个真正全面的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全面的收藏里会包括漆器家具、黄花梨、紫檀或者其他木头或者是材质例如景泰蓝、石器、象牙等。中国家具的发展历史就是我们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而今天我们所歌颂、赞扬的就是这种丰富的历史!
拉克·梅森(Lark Mason)是原纽约苏富比拍卖行高级副总裁，他梳理了中国家具如何被西方收藏家认识、发现的脉络。实际上，西方收藏者与中国藏家对“中国家具”的认识有着极大的偏颇——西方人认识中国家具的途径最初是作为出口的贸易产品，在1876年费城举行的百年博览会、1892年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上都能看到中国家具的身影；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收藏者一直认为最美最好的中国家具是漆器家具。随着日后资讯、交通的逐渐发达以及中西方学者如王世襄等人学术专著的发表，西方收藏家对中国家具的认识才开始日趋完整、丰富。
20世纪之前，最早被带到西方的中国家具包括一对漆器的折叠椅，在16世纪时进入西班牙皇室，另外还有大约在17世纪晚期送给德国贵族的大黄花梨木床。许多其他的记录也确立了中国漆器的屏风、小家具、器物等在17世纪欧洲已经存在，但是它们离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家具收藏”含义是不搭界的。
那时的家具，实际属于当时商品贸易的一部分，这些商品包括香料、丝绸、茶叶、瓷器等等，它们被运到欧洲的贸易中心，目的是赚取一些利润。在17世纪，这些家具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为贸易而生产制造的产品。在早期贸易里，之所以中国家具比较少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们的体积非常大，需要组装，而且经受不住长时间的海上运输，而其他产品运输起来则更容易，并且利润更高。
中欧之间的贸易从16世纪迅速发展，随着它的发展，贸易中包含的物品种类也逐渐丰富起来。作为贸易产品，当时的家具大部分不是按照中国本土家具的外形制造，而是糅合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风格，它们融合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题、时尚的设计、漂亮的木制、成熟精美的漆工……因此在西方非常受欢迎。但并不是这些家具激发了20世纪西方对中国传统家具的兴趣，在17、18世纪，甚至到19世纪的西方市场还没有形成中国明甚至早清家具的规模收藏。
当时的中欧贸易做出的贡献是普及了中国式的设计。大量的瓷器、丝绸、香料、茶叶和其他的商品被运到欧洲后，被有钱的欧洲人抢购一空，中国式样的设计也被优秀的家具工匠用于皇室的宫廷里，比如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和奥普斯塔斯二世的皇家宫廷。无数的贵族也存他们的客厅里摆上中国式的家具。他们确立了非常良好的范例。而且这个范例被社会上每个拥有财富的人所效仿。
随着欧洲有钱贵族对新设计、新风格的渴求，西方的家具工匠师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和中国。他们将具有亚洲风格的装饰融入到西方家具里，从瓷器、漆器、丝绸幔帐里汲取了中国式的设计融入进他们的作品中，这种融合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国风的艺术风格，在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风格在欧洲家庭、工匠制作坊里占据了主要地位。
尽管从18世纪时开始，家具就已从中国向西方出口，但是直到19世纪，出口家具的数量才增多起来。当时的香港、广州、上海都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主要出口的家具都是一些漆器家具，与18世纪已经确立起来的式样相一致。但到19世纪后半期，硬木家具开始成为从中国向西方出口的家具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876年在费城举行的百年博览会，1892年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记录上都可以看到中国硬木家具的身影。它们非常耐用，而且融入了中西方的设计，被中上阶层所购买。
在市场方面，中国家具得以走入世界各地的藏家眼中，与纽约有着紧密的关联。当时的纽约正在转变成为世界主要的艺术中心，在香港的中国家具经销商把中国的家具卖给西方的收藏家，这些西方收藏家又通过纽约公众的拍卖，把他们收藏的产品卖出去。当时在纽约一年两次的亚洲艺术周拍卖会将中国的家具展示给全球的观众，使得全球对中国家具的兴趣国际化。中国古典家具的拍卖在《纽约时报》等出版物里经常会有相关的专题报道，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家具更加浓厚的兴趣。
19世纪中期到晚期，西方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开始成立起来。在伦敦，1857年成立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在纽约，1870年成立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876年成立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传统家具和其他装饰性的艺术品都被收入到这些博物馆，作为文化制品进行展出，成为传播关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媒介。19世纪晚期，仍没有出现大量收藏明或早清家具的博物馆或者私人收藏，但是，接下来的20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随着现代交流、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对于中国家具的认识在欧洲也不断增加。随着博物馆的收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那些私人收藏者也开始想得到与博物馆收藏类似的产品。通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公众对于中国其他艺术品形式的支持开始扩大，而且这也促使一些专业出版物出现，这些专业出版物的重点就放在一些精美、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上。
原来阻碍不同国家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地理障碍迅速消失了，专业出版物的出现时机与传播、交通的进步同时发生，这两样使得人们在史上第一次开始能够安全地进行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长途旅行。过去需要几个月才能实现的旅行，在几周内就可以完成了，大众的传播使得世界各个角落联系起来，过去对于西方来讲根本无法到达、遥不可及的亚洲变得朝夕可至。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比较富裕的西方旅行者干脆到北京或者在中国其他城市开始居住，并为他们的收藏搜罗藏品。尽管他们曾经在中国的二手家具市场里看到一些硬木家具，但是他们对关于中国家具所产生的理念仍然来源于他们原先在欧洲、美国举行的博览会上所看到的漆器家具。
西方的收藏者在20世纪20年代到达中国的时候，他们认为看到的最精美的家具应该是漆器家具。尽管他们可能不了解其质量到底怎么样，但他们认为了解什么样的家具代表潮流所向。对于他们而言，漆器家具应最为流行，他们认为中国的漆器家具代表了精美、复杂、典雅，正如法国、英国18世纪的家具一样。那些西方的收藏者在中国买了任何他们可以想象到的东西，比如华丽的漆器组合，柜、屏风、桌几、大小的凳子等等，他们买各式各样的东西，而且买回去后或者作为私人收藏，或者通过世界的艺术品经销商进行销售。
在1930年以前，仅在非常少的西方收藏里，才包含18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期的中国硬木家具。和硬木家具比较起来，漆器家具就不一样了，在那时有无数的漆器家具实例出现在公众、私人的收藏里，出现在拍卖行里，在收藏者指南、杂志以及那些描述代表最时髦趋势的社交杂志里。
这个状况至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个完全的转变。帕克若乐斯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探讨了东方家具发展的演变，以及这些观点如何受到西方观点的影响。当时有一些作者像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