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具的结构形式
两宋前（包括五代）的家具在结构上均采用箱型壶门结构，以低型家具为主。至宋代，受成熟建筑技术的影响，家具设计开始运用仿建筑结构的梁柱式框架结构，这种先进的结构形式与简洁的设计要素相组合，使家具形式的变化和创造空间得以极大拓展。由于垂足而坐已成为当时主要的起居方式，为适应不同日用需要而设计的高型家具十分普遍，如适于文人之用的圈椅、交椅、条桌、屏风（见《会昌九老图》《蕉阴袭球图》），会客休息之用的靠背、双连靠背椅、条凳（见《清明上河图》）、香几（见《维摩演教图》）、高几（见《五学士图》）等。河北钜鹿出土的长方桌和靠背椅两件实物，桌面和椅面使用攒框镶板，下设托角牙子，既起到了有节制的装饰作用，也对承重面和立腿起紧固作用。从壶门结构演化而来的“束腰”形式在桌或几面下也已出现。桌椅凳四足的断面除方形和圆形外，还出现了马蹄形（见《小庭婴戏图》），使简约形态不失灵动之气。
尽管这种先进的结构形式能为家具设计带来创作上的自由驰骋和物性质量上尽善尽美的艺术表现空间，却有脱离人体功效实用而对心理意境尽美追求的趋向，但这一理学设计审美文化形态也在不断地努力完善，并向意识的深层发展。于是，我们看到艺术家在两者之间所做出的使之趋于平衡的努力：如椅子靠背与坐面大多呈90°，坐起来省力却不尽舒服，只能使坐者直身端坐。在理学家看来，公开场合中“宽袍大袖”的正人君子应“正襟危坐”，这样才显其“行得稳，坐得正”的君子风度和品行。在此，家具设计的目的性（坐）与理学家所规定的君子行为的目的性（做），通过空间造型的结构处理得以完美结合。
在两宋的基础上，明式家具结构更趋严谨，做工更加精细，极其强调局部与局部之间的比例和局部装饰与整体形态的比例。出于家具品类及体量拓展的需要，明式家具在结构的节点间多辅以牙板、牙条、圈口、券口、矮老、霸王枨、罗锅枨、卡子花等紧固件来强化结构的稳定性，较之两宋家具常见的连杖、牙子更为丰富多彩。明式家具构件间的榫卯连接技术日趋完善，出现了数十种服务于结构造型的榫卯形式。
2.家具的装饰艺术
两宋家具中除常见的紧固件如连杖、牙子做必要的造型以起到装饰效果外，其他部位几乎少有装饰出现。由于明代家具中紧固件种类繁多，相应的装饰也多了起来，但仍以各种紧固件为雕镂点，与大面积的素地形成对比。明式家具雕刻手法多种多样，有浮雕、透雕、线刻等；在柜、橱、箱等家具上还配以金属饰件，能够达到美观、耐用的效果；装饰题材多取吉祥如意、忠孝节义之意。这种局部构件装饰线条挺秀，层次分明，虚实疏密适度，有效地实现了明式家具整体简雅、细部精美的艺术效果。
在明式家具中，那些充满活力和动势的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神话传说等装饰题材，其形式结构虽具有强烈的生命律动感，也只能被寄寓在以表现礼制法规、伦理道德的沉静结构之中，成为具有中国家具艺术特色的结构化装饰。在这里，自然情感和人性欲求通过家具的结构和装饰得到间接性的渲染，这正是理学家所推崇的“以理节情”、“情理交融”的内省文化精神的艺术体现，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是超然物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的规范。
3.家具的用材
宋代家具用材以木材为主，种类繁多，其中有杨木、桐木、杉木等软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枣木、楠木、梓木等柴木，乌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宋会要辑稿》记载，开宝6年（公元973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等物，赵汝适《诸蕃志》也有“泉（即泉州）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的记载，说明当时使用硬木已经较为常见。南宋人黄伯思的《燕几图》还绘制有家具组合设计图样。
明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为家具设计制作提供了大量使用珍木材料的可能和技术保障。盛产于南洋的紫檀、黄花梨、鸡翅、酸枝、铁梨、乌木等被广泛运用于家具制作，这些异域材料大多质地细腻、色泽幽雅、斑纹华美，如紫檀金属般似绸缎的光泽，黄花梨色泽亦静亦喧、纹理若隐若现，鸡翅木的纹理像火焰重叠燃烧、似山水飘渺而变化无穷，铁梨木纹理则如行云流水，乌木则光亮如漆……匠人们尽可能地保持这些材料的天然肌理品质，以完满地显露出那些沉稳幽雅的光泽、细腻光硬的质感及奇变天趣的自然纹理，充分彰显出“不事雕琢，天然成趣”的老庄质朴美学和儒学的人格品质意境。
三、结语
长期以来，两宋家具设计艺术研究被明式家具研究的光环所遮蔽，人们乐于谈论明式家具的设计艺术风格。就设计风格构成和设计表现手法特点及规律而言，明代家具设计是对两宋家具设计形式与功能的完全继承和进一步补充完善，两者完全处于一个不可割裂的设计文化系统之中。这种简约之风随宋明之际流行于思想世界的理学盛而生、衰而变，理学与家具设计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内在关联。从设计文化学的视角去关照两宋至清早期长达700余年的家具设计艺术发展史，便不难理解所谓的明式家具正是这一时期文人世界理学思潮和理学家身体力行所催生的简约设计之风的指称。其中两宋家具设计文化在这一风格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它彰显的是有别于前代的另一种思想世界的精神风貌。至于将其冠之以明式家具或宋明家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把握到该时期家具设计文化发展的清晰脉络、探索到家具设计风格变化的深层推动力量，使我们有一个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来关照家具设计艺术，这也是家具设计文化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赵克理.顺天造物——中国传统设计文化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SJB720017）
［作者简介］赵克理（1958—），男，陕西省西安市人，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设计文化与设计审美文化。
［摘 要］宋明理学强调心性为本和道德意志的提升，通过存性去欲、保持内敛的生活实践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使得由艺观道成为宋明时期文艺界的价值取向。在此语境下，宋明设计文化由汉唐时代的雄浑壮美转向静寂典雅、精致内敛的意境之美。从结构形式、装饰艺术、家具用材三个方面对宋明家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明式家具是宋代家具设计风格的进一步延续和拓展，通过空间造型处理、结构装饰渲染、用材肌理保持而充分彰显出其简约的设计风格，与理学注重文化审美、以理节情、重视人格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理学成为这一时期家具设计风格变化的深层推动力量，而家具设计则彰显了理学的时代风貌。
［关键词］宋明理学；明式家具；设计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4；J5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2-0068-04
在中国传统家具设计艺术中，明式家具以其质朴简练、古典雅致的设计风格获得了国内外设计家和评论家极高的赞誉。多年来，人们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对明式家具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明式家具设计艺术风格形成于宋、成熟于明、余续于清，本身承载的是宋明时期长期占据思想世界主流地位的理学思潮，其设计风格是宋代家具设计艺术风格的延续与拓展，是两宋设计文化精研内敛性格的进一步升华。本文不揣浅陋，试从设计文化的视角探讨宋明理学思潮影响下设计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与宋明家具设计的密切关系——这也是被中国设计艺术研究长期忽视的设计文化学关照的内容。
一、宋明理学与设计文化的价值取向
艺术设计的创造是艺术感性与技术理性相统一的结果。设计形式美感的背后是人们对其哲学思想与审美观念或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相和谐的理解和追求。明式家具设计艺术风格的形成就是宋明两代文人思想世界积极思考与设计文化价值取向共同抉择的结果。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家学说经魏晋隋唐时期道家及佛教思想冲击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思潮，是肇端于唐代中期至北宋前期、经宋明思想家们的不断丰富而形成的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思想学说。
首先，理学家们糅合道家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对传统儒家学说注重伦理而缺乏严密体系的缺陷进行改造，注重探讨世界本原和哲学的思辨结构，使孔孟伦理学围绕理学的哲学逻辑结构贯彻和展开。无论是以程朱（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义理之学、以陆王（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性之学，还是以张王（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均从不同视野把人的自我价值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强调以孔孟的生命智慧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以清澈自己的生命，以儒家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之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充分体现了道德理性自我超越的深刻内涵，即将宇宙自然的善——“生生之德”运用于人类的精神活动“终日乾乾”的“仁”，以倡言“继善成性”来完成人与宇宙生命意义的化一。
其次，在道德理性的自觉实践中，理学家提出要达到儒家理想的人生境界，需要“格物穷理”、“以物观物”、“涵养省观”、“敬静”等为学修养工夫，实现“存天理，去人欲”的心性超越。这是一种近乎释道的人生修养方法，目的是将人们引入静默内敛而精致的思维世界，将儒家的入世与道、释两家的出世弃世相兼容，建构起一种趋于完美与完善人格的内在生命冲动。
再次，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理学家们常用“孔颜乐处”来概括这种精神的自由状态和诗意的境界，提示人们世界上比物质享受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是心之所性的“仁”，而物质的东西是耳目之欲、身外之物，只有心所具有的东西才是“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者。这种“乐”的境界就是达到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后道德与美的“和雅”。这种境界是“不怕艰苦而充满生意”、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理学家们用心的玄思关照儒家伦理道德世界，而使其由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走向宗教境界，无形中推动了文人艺术家在“庄禅合一”的境界中趋向儒家之审美体验的价值取向。
质言之，理学直入人的心性世界，强调以心性为本，通过改造“人心”来存养心性，将人的道德意志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形上高度，从而“为天地立心”。在实践上，理学家讲求自觉地培养内心道德感，存性去欲，保持内敛静态、自然平淡的本性，以怡然自乐、寂静清脱的“无我”之省观来实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由于两宋时期宽松的学术环境及发达的传播技术以及统治集团实行的佑文政策，理学在文人这一强大的阶层内部及思想世界已成为主流文化形态。之后，经明代知识分子的阐发，理学超越思想史的狭隘范围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与结合性，在当时社会特定心理条件下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支配并贯穿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在文艺领域，以文艺弘扬有道者的内心世界为旨归，由艺观道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世界的价值取向。陆九渊说：“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实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习之，所重在末。岂唯丧本，终将并其末而失之矣！”（《与吴子嗣书》）欧阳修《鉴画》曰：“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求”，“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欧阳忠公文集》第130卷）。苏东坡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早平淡。”（何文焕《历代诗话•竹坡诗话》）
受此影响，理学语境下的宋明家具设计，其价值取向已较前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静寂典雅、精致内敛和柔美秀丽超拔于汉唐的雄浑气势、壮阔意象和硕朴高蹈，并以含蓄而深邃的意境来取代汉唐壮美的艺术意象。人们宁可面对皓月星空的寂寥，而不再崇拜旭日朝阳的喷薄。有大批文人参与的家具设计，此时便扬弃了先秦时代的质朴浑厚、春秋秦汉的浪漫神奇、魏晋南北朝的婉雅秀逸和隋唐壮美华丽的审美走向，另劈出简洁隽秀的蹊径，开始了自“动”向“静”、由“绚烂”归于“平淡”的风格之变。
如计成著《园冶》就极力倡言寂静清和，聊作出世之思，认为艺术营造的最高境界便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文震亨的《长物志》对家具设计与制作也提出要“萧疏雅洁”、“便适”、“尚用”，反对“雕绘文饰”、“专事绚丽”。李诫所编修的《营造法式》以精研致思总结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经验，系统地提出“材分制”的模数理念，并归纳出大小木作制度，使建筑设计艺术完成了由经验型向精致系统型的革命性转变，同时也为家具设计艺术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家具实物中，如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传文征明之弟子周公瑕所使用的一件紫檀扶手椅，靠背上刻有“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的五言绝句，此便是文人寄予家具设计之理学精神的真实写照。
二、宋明家具设计风格的形成与拓展
设计文化的发展和设计风格的形成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作用和潜在影响。两宋家具设计在思想世界、建筑形制、社会现状诸多因素的影响和文人积极参与的推动下，表现出简洁明快、隽秀素雅、清澈疏朗的特点，并逐渐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虽实物存留有限，但结合大量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两宋绘画作品中的家具样式，仍可清晰地看到当时家具设计的风格特征：家具结构由前代繁复的箱型壶门结构转向简约的梁柱式的框架结构；各部件间根据设计要求以不同形式的榫卯连接；将线从面的表现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主要的设计语言；附丽在家具表面的装饰纹样和漆饰逐渐消失，有节制的少量装饰也以结构件的形式出现。明代人强调以内在良知作为自身存在和修养至圣的依据，通过强调心与身、心与情的联系将两宋理学的心性之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以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为支持，在两宋设计之风基础上进一步扩张曲线在家具造型中的作用；充分挖掘硬木如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的材质加工特点和天然肌理优势，使构件与装饰的兼容更趋合理，拓展出更多的家具品类、组合类型和装饰手法。明代人将宋代家具设计的简约之风提升到一个新的审美高度，使人们在与家具含蓄、高雅和自然之美的对话中，于心性世界深处去感悟理学家们所推崇的孔孟之人生意境。家具设计的文化学意义更为凸显，理学精神与社会的世俗文化相交融，万民异业而同道，随事而尽道，生活与实践能力差异的社会个体均在知行合一的多样化实践中磨练道德意志，增强道德信念，为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文化由“错彩镂金”向“清水芙蓉”的彻底转变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由此也沉淀出走向世界家具设计艺术之巅的明式家具。
